在非洲肯亚的Mbita地区医院，二十几张病床，只有三张住了病人。这让我感到意外：毕竟这里是肯亚西部边界的维多利亚湖畔，疟疾肆虐，赤贫地区的中心。我向一名医疗助理询问，病人这样少，是不是不太正常？他笑到，“再过两三个星期，一张病床上就会挤满几个病人，住不下的就打地铺。”这就是为什么疟疾在一年中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 但是大规模的周期性爆发总是在雨季开始的时候。现在是六月末了，雨季即将过去。路面上，田野里，小径上都星星点点的散布着或大或小的水坑，这些水坑是疟蚊繁殖的理想场所，导致了疟疾无穷尽的再生。

就在医院墙外不远，一窝一窝的冈比亚按蚊幼虫正在它们暖和，清透，阳光普照的天然浴场里生长着。到成熟时，它们将会飞去觅食，主要摄取植物汁液、花蜜以提供他们新陈代谢的能量。在长成之后，雌性疟蚊需要叮咬动物以吸食血液来促进内卵的成熟。在短短几天里，新的疟疾患者就会涌入医院，他们或者步行或者被手推车推着，也有靠驴驮来的，但最多的还躺在母亲的怀抱里。由于免疫系统脆弱，这些嘤嘤学语的婴孩和蹒跚学步的儿童对疟疾几乎没有抵抗能力。并且在这一地区，还有地域性的疟疾变种，以癫痫发作和昏迷为主要症状的脑型疟疾。

疫苗，杀幼虫剂，杀虫剂，蚊帐？为什么疟疾在有的地区能够根除，而在不幸的地区如Mbita却这样却肆意传播。

为了确保获准参观医院，我们与这家医院的医务主任David Soti进行了简短的会面，他只轻轻的跟我握了握手，脸上没有笑容。我随同Hortance Manda，她是研究调查植物与蚊子关系得昆虫学家，在Mbita ICIPE（总部在首都内罗毕的研究机构，主要以环境中立的方式，从事研究昆虫传播疾病）的营地附近工作。

最近Manda的工作涉及到医院的疟疾患者，Soti对她点头，“很好的研究：什么是蚊子？它吃什么？何时？为何？很好。但是我不想了解蚊子。”他耸耸肩，“我只想消灭它们，DDT能把它们都杀死。”他低声抱怨着。ICIPE反对恢复使用DDT来对抗疟疾，并且肯亚的法律禁止任何情况下DDT的使用。但是很明显，Soti发自内心的很想使用DDT。

他并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DDT已卷土重来。在肯亚，在整个非洲，全球的疟疾灾区，甚至各领域各执一声的专家，科学家，立法者，评论家都开始重新权衡DDT的利弊。但是没人提议像之前美国那样疯狂的使用DDT，如下雪般喷洒白色药剂，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总共施用了675000吨DDT来控制作物病害。但是也有人认为，有选择的运用DDT正是解决疟疾问题的法宝，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再来看看Patrick Sawa，他是ICIPE在Mbita营地St. Jude's医疗诊所的主管医师，该诊所距离地区医院还不到一英里。我是在库房见到Sawa的，医院里到处挤满了病人，这里是唯一相对比较安静的地方了。据说随着一批美国医生的来访，该诊所将免收医疗费，同时，大量的确诊或疑似疟疾病人涌入了诊所。

我向Sawa询问了他对恢复使用DDT的看法，“这是铤而走险的办法，而且是极端错误的。”他说，指向候诊区密集的人群，我追问“绝望的时候可以选择绝望的方法吗？”“不是什么时候的问题，此举只会让情况恶化。”

这是两个在肯亚医生对使用DDT来对抗疟疾这一做法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两人都身处医疗水平低，疟疾肆虐的边区。

疟疾问题在全球都是严重的，每年有5亿人染上疟疾，超过一百万的患者死亡，其中多为婴儿和孕妇。死亡患者中超过90%都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这里有疟疾最危险的变种。疟疾是由一种叫做疟原虫的单细胞寄生虫引起的，主要通过疟蚊传播。在四种使人类患上疟疾的疟原虫中，由冈比亚按蚊携带的恶性疟原虫是最致命的。这种致命的寄生虫席卷了整个非洲诸如Mbita这样的地区，

当今前沿的医疗技术，如基因测序和分子技术，把天花驱逐远离了人类。无论如何，即使科技赋予人类希望，致病寄生虫仍然是一个问题。一种叫做ACT（青蒿素联合疗法）鸡尾酒疗法对及时处理的病人非常有效。青蒿素来源于生长于中国的青蒿树的叶子，这种药片的成分是青蒿素和人工合成的抗疟剂。鸡尾酒疗法能有效预防疟疾，但是Sawa说他已准备开始面对药物失效的症状。

控制疟疾主要采用两种药物，用来杀死寄生虫的药物如ACT，或者消灭蚊虫的杀虫剂。但是两种药物的目标都充满了可变性，无论是寄生虫还是蚊虫都繁殖迅速并且繁殖过程基本不受人类药物灭虫的影响。50年前，氯喹被奉为对抗疟原虫的灵丹妙药，但是现在它已经失去了效用。二战后，人们对DDT的神奇效用一度如此狂热，就连最初发现DDT成分的科学家Paul Müller也被授予了1948年诺贝尔医学奖。

195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起了一场全球性的根除疟疾的运动。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在大多数岛屿环境的地区比如西印度群岛，以及更繁荣一些的澳洲和欧洲南部都失败了。该运动未在非洲进行。1969年此次运动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有三个主要因素：蚊虫开始对DDT产生抗药性，并且人们开始意识到DDT不但对蚊虫并且对其他的节肢动物也有毒害。世卫组织的这次失败，使疟疾逃脱了世界的关注，20年间，疟疾悄悄的四处蔓延并迅速的繁衍着。

疟疾重新引起世界的关注是在一场空前的流行病，特别是在之前从未被波及的非洲。人们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并发动了名为“击退疟疾”的运动，联合国际各领域专家，包括主要援助机构，政府，私营公司以及非政府组织。推广治疗药物，杀虫剂，蚊帐。“击退疟疾”的运动于1998年开始，目标是在2010年以前把疟疾发生率减半。这项工作将持续10年，然而，情况似乎没有什么改观，疟疾比运动开始时相比，蔓延得更加厉害。

2005年，布什政府斥资120亿美元来抗击疟疾。并且与私营慈善机构达成了新的合约标准，比尔及梅林达 盖茨基金会每年花费4亿，主要用于疫苗研究。基金会同时把钱花在购买蚊帐，药物研究，蚊虫控制方面。同时，疟疾肆无忌惮——正如是否用DDT来对抗疟疾的争辩中所描述的。

2001年斯德哥尔摩公约发起了对持续性有机污染物（简称POPs）的限制，联合国制定了DDT使用管理的规定。持续性有机污染物是指在环境中会残留几十年的毒素，并且会引起生物富集，并且很容易通过空气和水流在全球范围内传播。DDT是斯德哥尔摩公约最先禁制的12种毒素之一，且是唯一标了星号的有毒物质：当国家需要用DDT抗击疟疾时，其情况达到严格制定出的使用标准，则可使用DDT。这一矛盾马上引发了DDT拥护者（由于它的控制疟疾的能力）和反对者（由于它的毒性）之间一场激烈的争论。

2006年九月，世卫组织发布了一份新闻稿，标题为“世卫组织支持室内使用DDT来控制疟疾”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其内容明显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该组织的立场截然相反，世卫组织许多疟疾研究员辞职表示抗议。

5年前，斯德哥尔摩公约允许按照相关规定使用DDT。在疟疾爆发的地区，DDT似乎成为最迫切需要的，最有效的挽救生命的手段。在这样的情况下，挽救生命的迫切性战胜了随后会因此引发的健康和环境问题的忧虑。正是认识到这种残酷的情况，才铸就了2001年对DDT的妥协，许多之前一直反对它的组织比如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以及农药行动网都同意了这一妥协。

 “我们全力支持斯德哥尔摩公约对DDT的规定，因为我们知道DDT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有效的。” 世界农药行动网的Kristin Schafer说：“但是同时也因为公约规定在使用DDT的同时要致力于研究发展新的替代方法，这就是这场争论中总被忽略的问题：斯德哥尔摩公约对DDT的特别规定是为了调集资金和人们的注意力去发展新的替代技术，彻底淘汰DDT。”

尽管被标了星号，DDT仍然是12种禁用化学品之一。所有的签署国都同意最终将它淘汰。所以世卫组织2006年的声明与斯德尔摩公约的条文与精神是背道而驰的。然而，2007年四月，在达喀尔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上，世卫组织官员不再提及之前的申明，并重申要研究发展替代DDT的技术的承诺。

当下，DDT最忠实的拥护者提出半世纪前击退疟疾唯一的障碍就是环境运动的开始。蚊虫对DDT的抗药性及喷洒中药效减弱都因为被蕾切尔.卡逊和之后的环保者忽略了。卡逊于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是DDT使用的一个转折点。她以DDT为例，用优美的散文敲响了警钟，让人们开始意识到农药可能存在有负作用。

美国于1972年禁止使用DDT，随着美国不再生产DDT，其他有机氯杀虫剂都受到或可能受到监管部门的审查。在《信息工艺》一书中，企业竞争研究所的成员经济学家罗杰.比特提出警告说：“DDT可能是当下的众矢之的，但是这不会持续很久，持久性污染物公约及其他农药法规将很快对其他化学农药进行限制。” 

DDT的拥护者普遍不愿承蚊虫抗药性问题。昆虫学家May Berenbaum发现了这种情绪。伊利诺斯大学昆虫学系的主任Berenbaum是杀虫剂的专家，她在电话采访中谈到“通过阅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昆虫学文献，在《寂静的春天》问世之前，科学家正试图研究抗药性，杀虫剂毒理学也开始纳入研究范围。DDT的抗药性最早是1947年在意大利监测到的，在苍蝇身上发现的！”

Berenbaum说，环保主义者反对DDT只是错综复杂的问题的一部分。她在2005年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中讨论了蚊虫对DDT的抗药性问题，她警示说：“过分夸大一种农药的功效会造成不可挽回的错误，这不仅仅让人们抱有幻想，还耽误人们使用更有效，更长期的治理方法。”

在她的文章发表后，Berenbaum说，她收到大量的邮件要求为她的论断提出更多证据，“为了对付这些邮件，我最后摘选了一些文章，记录了DDT的抗药性以及非洲的其他农药。这并不是我的工作，我花了十分钟，仅仅十分钟，我就找到15篇文章，如果我花上一个小时，都不知道我会找到多少篇！”

DDT通过破坏蚊虫的神经系统以消灭它。但是在研究的蚊子中，总有小部分个体发生了基因突变，产生了对特定毒素的抗药性。最初，产生抗药性的个体非常少，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数量就会增加，这些蚊子继续繁殖出同样具有抗药性的后代。

ICIPE 的内科医生 Patrick Sawa承认：“最初，对付疟疾，DDT确实是廉价又有效，能迅速降低感染率。”

生活在疟疾传染区并且在一次次的疟疾爆发中幸存下来的人们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免疫力，减轻之后的感染的严重程度。虽然喷洒DDT暂时能够缓解蚊虫和疟疾的发生，但是人们就会失去他们之前获得的那种免疫力，而蚊虫却对DDT产生了抗药性，Sawa说“反弹的严重程度与DDT发挥效用的时间长度成反比。”

“如果DDT一直发挥效用，比如说5年，”他继续道，“我们就会有一代孩子，在没有DDT的影响下，将至少在接触疟疾的时候产生一些免疫力。相反，他们将最易感染该病。”讽刺的是，利用DDT暂时缓解疟疾最终将造成比不使用DDT还致命的后果。

理论上，5年时间已经足够长到瓦解疟疾的传播循环。恶性疟原虫在人类的血液中存活将不超过几个月（其他三种不那么致命的疟原虫存活时间要长一些）。使用DDT来镇压冈比亚按蚊半年就足够把一个社区中人们血液中的疟原虫清理完毕。有人会认为就算蚊子又开始繁殖，也不可能携带疟原虫了。

但是像Mbita这样的镇子情况却不是这样。由于农耕迁移，国内动乱，或者其它的原因，在这里迁徙已成习惯，意味着一个疟原虫携带者，就可能把疟原虫带到很多这样的村落，为了成功，需要同时进行杜绝DDT的运动，局部的防治在哪里都不可能成功，更不用说整个相互毗连疫区跨界，数千平方公里的赤贫非洲。

内罗毕的内科医生Paul Saoke是肯亚DDT和疟疾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他关注着另一个严重的问题：DDT对人类健康的影响。2007年4月，我在达喀尔的持久性污染物会议上初识Saoke，他有着顽童般的笑容，面对一群来自全球的代表面对持久性污染物各方面的问题，他做了DDT对健康的威胁的报告。

Saoke 现在和他妻子以及三个孩子居住在内罗毕。沿着内罗毕大街行走，或者在餐馆吃午饭，他似乎认识他见过的每个人，从擦鞋匠到政府官员。经过几次对话，Saoke对我说肯亚很有可能继续恢复使用DDT来控制疟疾。

支持恢复使用DDT的阵营强大，而像Saoke这样持反对意见的也不少。他担心跨国公司会影响肯亚国家政策，特别是化学农药制造商和推崇者们声称DDT能挽救无数非洲婴儿，把它奉为“人类的盾牌”，并且同时用长久以来糟糕的公关手段来促成恢复DDT生产。

首次在人类血液中发现疟原虫是在1880年。纵观根除疟原虫的历史就像在看新闻影片“你在那里”。我们看到试管和derring-do,暂时的进展和难以接受的倒退，良好的意愿和错失的机会——所有一切都以黑色皮肤，茅草屋顶以及嗡嗡乱叫的蚊子为背景。有什么改变了么？现今，国际社会投入了空前的人力物力对抗击疟疾，决心把非洲从疟疾的灾难中解脱出来，结束非洲人民的痛苦。

这场斗争中缺失了的是长期的经费投入和国家政府计划对病区社区具体援助的承诺。所以，就目前和可预见的未来，DDT仍将继续在抗击疟疾的战争中扮演王牌的角色。但是，这也是一个DDT不能，喂饱婴儿或者提供工作，最终，疟疾仍然是一个发展的问题。我们对当前为了这一信念而抗争仅仅为新闻报告提供一两个镜头。或者，最终——获得圆满成功。（来源：OnEarth ；编译：Rannie）